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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近侯季祥负责的垃圾桶站，阳光照亮了凹凸型的铁皮地面，地上四色垃圾桶齐成一行，桶旁摆着只剩半截的扫帚、拖把和铲子，由低到高排成一列——塑料的铲身面积最大，正好盖住其余工具。左侧架子上排着三瓶喷嘴一致朝内的消毒液。旁边停着一辆脚蹬人力三轮车，十几个钉子乱钉一气的铁皮上，喷着“XX公寓清运垃圾转运车”字样的黄色反光漆。“运”字已经看不清了，“寓”字也很模糊。车座上套着一家麻辣香锅的外卖打包袋，已经被坐得满是折痕，来自他今天刚清理的一袋垃圾。
一件值守服
侯季祥祖籍河南，1965年生人。长时间不修理的鼻毛长到了鼻孔外面，眼尾的三道皱纹一直刻到了鬓角，像半个绽放的烟花。他身上衣服的颜色跟四色垃圾桶挺像——深蓝色、暗红色、纯黑羽绒服一层层叠加，绿蓝渐变的垃圾分类执守马甲套在最外面。马甲的下摆由于覆着一层长时间积攒下来的污垢，更像是黑色。公寓的1号楼在北侧，2、3、4号楼一并在马路南侧。23年前的建筑设计没给公寓留多少绿化空间，现在只有零零落落的爬山虎长在南住宅区的最西侧墙上。侯季祥负责南北两个垃圾桶站的分类工作，和四栋楼每周一次的楼道清扫。为了准备好每天早上七点的值守，凌晨四点侯季祥就从六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醒来，先蹬十来分钟的三轮车，把一车厢六百多斤的其余垃圾送到转运站。附近八个桶站都往这一处送，因此人多时，他得排上两个小时的队。来自天南海北的九个人聚在桶站外等待，人与人间的交流以长江为界——江两岸互相听不懂乡音。东边桶站的老张炫耀说他在垃圾里捡到过大牌化妆盒，卖了几百元。而最西边的老李则声称捡了一瓶虫草，卖了整整七千块钱。侯季祥没有名字里所寄寓的好运气，从没捡到过什么贵重物品。而他也从来不希望能有这种百里挑一的运气。他很少参与这些闲聊，一般都是掏出手机，在八个跟基督教有关的APP上面默读《圣经》。回到桶站，他开始“指导居民分类”，实则亲自动手。“这个小区，能有三分之一的垃圾是居民自己分类，就不错了。”剩下的三分之二，为了达到每天至少分出五桶厨余垃圾的规定，全凭他徒手分拣，拣到连几片碎鸡蛋壳也不会混。他不习惯戴公司分配的一次性手套，破袋时总是打滑，还容易碎。只有在下雪天，他才会戴上自己的露着内衬的绒布手套。经过冬天长时间的裸露，粗且短的手指又红又肿，像煮熟后的红薯。
侯季祥在分拣其他垃圾
掀开厨余垃圾桶盖，碎鸡蛋壳散落在热干面里，百香果壳里飘着紫菜蛋花汤。在桶里，所有食物没有分隔，没有遮掩，混成一团。看上第一眼，大多数人都会不自觉地犯恶心。但侯季祥已经习惯了，他一天中清理最多的就是各种食物残渣。手上边摸过各种酸甜苦辣咸，边和路过的居民说句“上班去？”。他没点过外卖，但是对不同外卖商家的饭菜气味都挺熟悉，“基本上闻着味就知道是哪一家”。但如果只看外卖袋，他就完全对不上号了，因为“工作时我只顾着分拣，看它属于哪类垃圾，哪还在意上面图案呢”。桶站不到五米处的“生活垃圾分类公示牌”上写着厨余垃圾的收集时间，上午下午各两个小时。实际上非规定时间内的投放量却超出了总量的60%，侯季祥从来都是默默接过。也曾有人把垃圾袋随手向转运车一抛，袋子从已经堆过一米六高的车沿滑落，掉到车紧挨墙壁一侧的死角——得钻到车底才够得出来。侯季祥喊了一声：“哎，你得先分类啊，不能直接扔......”没等他喊完，一句“这样不就分得挺好”飘了过来，人早就走出桶站外了。只要遇到有居民来扔泡沫纸盒、废旧礼品箱等可回收垃圾，侯季祥总会说声“谢谢”。他每个月固定工资只有四千元，卖废品能给他带来不少额外收入。一天下来，只卖废品他就能赚一百五十块钱。甚至有十多个熟识的居民会攒上一段时间的废品，专门喊他去家里拿。这些人有的住在“3楼2户301......”侯季祥一下子数出了六个门牌号。他连这些人姓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每家的门牌号总能数得确切到01还是02。但社区里有领养老金的退休老人，会趁侯季祥在桶站之间来回，偷偷捡走废品。这样的人，单是侯季祥有印象的面孔就有十三个。他们彼此之间都熟悉，每天轮流着偷，拿回去十三个人平均分。当侯季祥早、晚值守结束后，他们就出来沿桶站溜一圈——他们管这叫“上班”。无论废品藏在转运车的最里边还是用黑塑料袋盖着，他们都能偷走。发现被偷之后，侯季祥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十三个人分五十多块钱也不容易，平均一个人也没几块钱。”他也和这帮人理论过，但对方觉得“你侯季祥拿着工资，还好意思卖废品，我可是无业人员。”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这导致侯季祥每天卖废品挣的钱少了一半多。但一个月下来，还是能有一千余块的额外收入。午饭后，一直到晚上九、十点钟，侯季祥的腰反复弯、起了十个小时以后，他才会准备回到没有网络信号的家。他的下班时间并不固定，有没处理完的垃圾就要“加夜班”。天暗下来，桶站里的白炽灯亮起，刚下班路过的居民很少，最后几下塑料袋揉搓的声音在安静中更加响亮。免费的集体宿舍和水电，这样的招工条件让侯季祥很满意。宿舍就在公寓的1号楼，坐电梯下到地下一层，侧着身子向右拐过堆满杂物的半米宽的小道就到了。一开门，20平方米的空间，是公共厨房和四个保安的卧室。南侧有一个6平方米的单间，是侯季祥在北京的“家”。正中央放着一张长桌，锅碗瓢盆占满整张桌子。中间有道无形的“三八线”，分开了保安和侯季祥用的调味品。两层的电煮锅既是厨具也是餐具，上层热菜，下层煮粥——白米粥热了两顿，有点发黄。他很少炒菜，在饭店当厨师的“老乡”——隔着一条漳河的河北老乡，会把饭店剩菜打包，来倒餐厨垃圾时顺便捎给他。锅里热的一盘菜，是饭桌上好几道剩菜凑起来的。侯季祥原本不吃辣，但老乡打包给他的菜里总是带点辣椒，渐渐地他也就习惯了。洗漱解手得下到地下室二层，因受潮而底部发黑的两块木板拼凑着，隔出一个大致的空间，天花板墙面起皮脱落严重，墙皮摇摇欲坠。地下室二层的卫生间
电煮锅，自行车，花生油......这些生活用品全部都是居民送给他的。社区里有个叫张岭的——侯季祥通过他递来的名片记住了这个名字——曾经一下子送了他八袋大米。“人家觉得你是穷苦人，这份工作挺辛苦，出于怜悯的心。”之后侯季祥在扫楼梯时，每转到张岭家，总会帮他把放在门口的垃圾带下去。“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能不见居委会主任，但不能一天不见我（侯季祥）。”“（我要不在这）一天垃圾满地，三天垃圾乱飞。”说这话时，侯季祥的声音突然变大了，情绪有点激动。从工作量上，他深深明白这个社区和居民的生活一天也离不开他的劳动。社区既是工作场所，也是“家”在的地方。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集中催生着他和社区的双向认可。社区里当护工的大妈会跟他抱怨北京医保买药也挺贵，而咿呀学语的小孩会在妈妈的帮助下递给他分好类的垃圾。这些瞬间让春节未能回家的侯季祥，以垃圾分拣员的身份找到了些许异乡人的归属感。虽然大多数时候，这里于他而言，只是工作和居住的场所。侯季祥来自河南周口市白集镇的侯庄村，在80、90年代，村里没人在乎文化水平高低。1982年，沈丘县的文盲率接近50%，高于河南省21%。有95%的人学历是初中及以下[1]，连村支书也不识字，制作第三代身份证登记时把“侯营”这一祖辈传下来的名称写成了“侯庄”。男性能否娶到媳妇，文凭不重要，家庭经济状况才是关键条件。上过高中的穷小子比不过没文化的富人家。在20岁前成亲，是村里一直默认的习俗。孩子多的家庭，为了男孩都能成家，会选择“换亲”的方式，把小妹嫁给别人，再把妹夫家的姐妹娶回来。两对夫妻年龄差都达到了十岁以上。“换来”的妻子在家收到打工在外丈夫寄来的一张一百元，就高兴得向四周邻居挨家炫耀一遍，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手里拥有这么多钱。而当时在外打工，一个月就能挣一千五百块的工资。年龄差和异地，让这样仓促组成的家庭更像是名义上的一种形式。但侯季祥的婚姻似乎不是如此。侯季祥二十岁才和妻子李芳定亲。因为共同的宗教信仰，他遇到了李芳。“志同道合”是他认为婚姻里最重要的因素。和李芳定亲前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叫“爱真”的女子，再仔细看看，发现就是李芳的模样。于是梦醒的第二天晚上，就让媒人去隔着1公里的李芳家提亲。他认为，梦是在告诉他，李芳对他的爱会是真的。李芳看准了他的踏实肯干，也欣然答应。八十年代生活在农村里的成婚后的青壮年，不仅面临温饱问题，还有更大的精神压力。而这样的压力便来源于1980年后逐步开展的“一家一孩”工作[2]。派出所和村干部联合着登记生育人数，已育有一子的夫妻会被拉去做节育环。从1970年到1984年，沈丘县每年出生人口净增率从平均17%下降到不足5%。[3]同时，沈丘县的男女比例逐渐失衡。为了生男孩，第一胎检查出怀上女孩的家庭，会选择打胎或是生后弃婴、溺婴。1983年，沈丘县男性新生儿与女性新生儿的比例约为6:4。[4]当李芳怀上第二胎时，夫妻俩都忧心忡忡。一次李芳正准备去走亲戚，结果正巧碰上了检查队。“哎，那有一个！”李芳只好溜到侯季祥的干妈家，干妈曾被面粉机轧掉四根手指。她站到外间，冲着一群人大喊：“你们看错了，我这个老太太怎么可能怀孕？”逃过一劫后，李芳顺利产下一个男孩，取名叫侯鹏。可纸包不住火，最后侯季祥按照河南省的规定交了五千三百元的罚款，拿到了一份超生证明。省级的一份证明并不能摆平农村里的一切，侯季祥父亲有个干儿子，侯刚。他是村里的土皇帝，借着警察的身份欺负打工赚了不少钱的侯季祥，连续两年在春、秋收后向侯季祥的父亲索要五百元。即便和侯季祥算是“干兄弟”，但侯刚始终“钱和人情一码归一码”，声称“超生证明没用，一年得交一年的钱。”否则就把孩子抓走。但侯季祥坚持“就按省里规定来，不然我就带记者回家”。一句话，吓得侯刚再也不敢乱要钱。但另一家超生户，被他总共讹了两万块钱。并不是每一家都交得起罚款。经济窘迫的人家会选择带着或许是“黑户”的妻子逃到外省生育，再带着也是“黑户”的孩子回乡。这一身份不断延续，直到2017年，河南公安为无户口人员落户时才被抹除[5]。在被迫流产率达到一半的农村，侯鹏能够平安出生，无疑是幸运的。可这份幸运的出生后来反而给侯季祥带来一生中最痛心的经历。儿子19岁时，他瞒着家里，偷了侯季祥的手机外出南下打工。发现后，侯季祥哭到嘴唇发麻，他觉得这个孩子终究是管不住了——14岁辍学时他没插手，长大后愈加无法管教。外出打工，是这个四口之家最平常的事情。女儿初中毕业后，把高中录取通知书藏起来，执意打工。而侯季祥因为工作在外，几乎没有参与过女儿与儿子的童年。四口人，分散在三个城市，是家庭常态。他们想要团聚，可直到现在，侯庄也提供不了长期团聚的经济保障。2005年，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，侯季祥决定辞职离京，这一去，就是十六年。儿时，侯季祥家里有十口人，瞎眼祖母和七个孩子的口粮重担，全压在下地挣工分[6]的父母身上。农村生产队按工分发一年的口粮，只过半年，家里米袋就干干净净。因为人数多，劳动力少，侯季祥家是侯庄村“第一户”——最穷的一户。但贫穷没有过多限制侯季祥求学。从小学念到初中，他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。初中开学按成绩分了四个班，被分到甲班的他数学最好，即便今年57岁了，他还记得当时学过的勾股定理。虽然字写得不好，可是他写作文有文采。三十岁的时候，村里的年轻人还找他帮忙写情书。在班里，他还一直当班长，帮老师收发作业，和相同名字的漂亮女孩做同桌。转折点发生在初二，当时学校里逃学风气很盛，平均一个班三四十人，有十多个逃学的孩子。里面有跟他同村的，彼此从小就认识，在上学途中就截住他一起逃课，强迫他一起去河里游泳，或者是去街上骑车。他平常放学不带课本作业回家，直接把书包丢学校里，直到周五才再背回去。初二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，侯季祥被分到了丁班。即便在丁班，他还是属于前几名，考前自学一遍物理和数学书就能考及格。但课越逃越多，成绩越来越差，他主动跟父亲提了辍学。侯季祥觉得那段经历“无法形容”，他想象着，如果没有逃课，如果没有辍学，他一定会考上大学。而在八十年代，考上本科的人成绩必得出类拔萃——以1989年为例，实际本科录取人数只占报考人数的20%。辍学后，15岁的他跟父亲学过做棺材，做过瓦工，修过自行车。“我干活，那是相当厉害的。”侯季祥自豪地说，和提到“考试第一名”时一样的骄傲。虽然离开了学校，但侯季祥在19岁开始学习繁体字，为了看懂仅有的繁体版《圣经》。基督教在河南省农村传播较广，而周口市则是河南省的典型——它是基督教在河南第一个创建教会的地区。但这里的基督教组织具有很强的随意性，并不十分正规，通常将它视作一种习俗而非宗教信仰[7]。在侯庄，平均四个人里就有一个基督信徒。但侯庄所在的镇，划分为三十八个村庄，总共才建有两个教堂。因此更常见的是家庭或者村里的小型聚会。19岁，一次偶然，侯季祥被亲戚带出去“兜兜风”，实则是到了一户正在聚会的信徒人家。之后一信就是38年。1994年，受到在北京收垃圾的亲戚影响，侯季祥觉得这是个不错的生计。他决定来京做保洁，在那个肯出力气就能赚到小钱的年代，兼职很常见，一般人可以干两三份。而侯季祥一个月可以干到五份工作。他同时做着三份保洁工作。几份工作加起来一天十个小时，但只需将垃圾一股脑倒在垃圾车里，他三下五除二就能干完。1994-2005年侯季祥负责的保洁范围示意图 比例尺1:2500
图源：百度地图，制图：金孟喆
他还同时做着自己的小买卖—收破烂。收些铜、铝，送到祁家豁子附近的废品收购站去，一斤赚一块钱。有一次他收购废电话线，一个月就赚了一千多。每天在住宅楼清理垃圾，其余空闲时间，他还帮居民干些换煤气拉煤块的家务活，赚点外快。有人给个五块十块，有人不给，他也不计较，全当是做善事了。一个月下来，每月至少能攒下一千五。为了方便和家里联系，他花了1150元买上了诺基亚直板手机，还送了50块钱话费。往家里拨号每分钟一块四，第一个月刚过，侯季祥就又充了新的话费。来北京刚一年，他花了六块钱买了一本南京爱德公司出版的《圣经》——那时猪肉一块二一斤，一本书钱抵得上五斤猪肉。为照顾年迈的父母，他回到了侯庄。回家后，他干起了瓦工——一份视天气阴晴而决定是否出工的工作。此外，他还买过一台灌溉机。一天下午他正开着机器浇地，路过的同乡和他说一句“哎，你顺手帮我浇了吧。”那个下午，他一共浇了十三个地头。电费，水费，时间，精力，他都没计较，也不期待着有任何回报和答谢。他认为是信教的缘故，他变得不喜欢计较，“挺好面子”。面对别人的请求，像鹅卵石般，沉默而光滑地应答着。村里的“门头”——即大小红白喜事，大家馈赠礼钱、随份子，需要两个人配合收钱、记账，主人家就找他帮忙记账。甚至隔壁村村民都曾经跑来。他从不推辞，但记账没有薪酬，也不能出工。还有每年的“门头”随礼将近两万元钱，儿子定亲花了九万元，在中秋节和春节跟亲家见面就花了将近一万多。侯季祥看着前些年在北京的积蓄不断减少，但收入一直寥寥。2021年，父母逝世后，他决定再次北上回京。16年的乡村生活，以及随着垃圾分类政策改变而变的保洁行业，让重返北京的侯季祥感到不适应，“16年了，时代变了”。他的七个兄弟姐妹里面有打工的，有经商的，他的侄子做了旅游公司的老板，每天收入过万。“现在七个（孩子）里面都是说我最差了。”他和侄子关系很好，只要在老家，侄子必定去他家里坐坐。但侯季祥几乎从不主动联系侄子，即便这让侄子觉得“叔叔怎么这么没人情味”，他还是不愿让侄子看到他现在的处境。侯季祥在农村的十六年，是在21世纪初的十六年，是中国智能手机高峰换代、普及率超过英美，城乡二元结构矛盾逐渐突出的十六年。如果是农村更加开放发展的今天再还乡，他在北京时的蒸蒸日上，或许还能延续。这周末去理发，侯季祥想起来，距离上一次理发已经三个月了。黑色毛线老头帽一戴就是一冬天，长又软的头发在帽子底下一直都很服帖。侯季祥挺喜欢现在这份工作。“虽然这活挺辛苦，赚钱养家挺幸福。”他有着自己的盘算：每个月四千块工资，加上卖废品一千多块的收入。除去二百块钱左右的饮食支出，一个月下来约莫能攒下五千块钱。他想留着给李芳做手术——李芳因为长年的农田劳作患有滑膜炎，每天早上得先倚在床边半个小时疏通了血液，才能勉强一瘸一拐地走路。现在李芳的腿并没到最严重的时期，医生建议先吃药治疗，一旦恶化立即做手术。侯季祥想带妻子去他认为最好的河南骨科医院——河南省人民医院治疗。他之前算过一笔账，即便有医保，住院费和后续的康复上上下下也要将近十万块钱，更何况，那时全家人都需要回家照料李芳，这个家会暂时没有经济收入。他想靠自己，提前挣出这笔不知道是几年后才会用到的钱，不麻烦在外打工的一双儿女。他肩宽，曾经163的身高配着达160斤的体重。稍微向左或者向右一转，侧腹的肉就挤在一起“像撞到墙一样压着”。但做垃圾分类的第一个月，他瘦了18斤。工作了11个月到今天，他的体重维持在130斤上下。这份工作，他想着不会干太久，一旦李芳开始做手术，他就辞职回家。下午六点十分，侯季祥找了个快递纸盒，垫着在桶站对面的水泥路沿上坐下。李芳打来微信电话，他简单问了句“今天腿感觉怎么样了？”，桶站就来了一个扔垃圾的居民。“我得去看桶了。”“好好看着啊，别让垃圾桶飞走了。”电话另一端咯咯笑起来。他的微信头像是7岁的孙女，穿着豹纹棉袄，站在老家门口咧开嘴笑着。孙女左眼下有颗痣——跟侯季祥一样。天完全黑了，侯季祥回到地下室取了黑色头灯来，摸索着给自己缠了两圈才带上，今晚他得加个班，把这堆包装盒处理完。头灯照出一条光亮的通路。在白光的映衬下，粉尘在胶带割断的“嘶拉”声中溅起，又徐徐落下。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均为化名；文中图片若未作特别说明，均由107记者金孟喆摄）[1][2][3][4]沈丘县志编纂委员（1987），《沈丘县志》，河南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页560、570、573、562。[5]付昊苏，2018/01/05，河南基本解决“黑户”落户问题。http://www.gov.cn/xinwen/2018-01/05/content_5253626.htm。[6]工分，是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,人民公社时期计算社员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的单位。年底，生产队会计根据社员工分数总和计算出全年分红。
[7]郑润民,《豫东基督教发展状况调查报告——以河南省商水县为例》，兰州：兰州大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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